杭州博物馆珍藏的战国水晶杯,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、体量最大的水晶器物之一,同时也是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的国宝级文物。
1990年,战国水晶杯在杭州出土,因其外观与现代玻璃杯极为相似,被许多人誉为极具“穿越感”的文物。它究竟有何特别之处,又留下了哪些未解之谜?中国新闻社“东西问”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、杭州博物馆前馆长杜正贤。
中新社记者:作为战国水晶杯的发掘者,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件文物的基本情况及其发现过程?
杜正贤: 这件战国晚期的水晶器皿,高15.4厘米,口径7.8厘米,底径5.4厘米,圈足高2厘米。其造型为敞口平唇,斜直壁,圆底,圈足外撇。器身透明,表面光滑无纹饰,经过抛光处理,杯底和中部可见少量海绵状的天然结晶。
战国水晶杯的发现地位于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(现属拱墅区)的一处工农砖瓦厂。1990年下半年,我在杭州市考古所工作期间,接到村民报告,称砖瓦厂取土时发现了古代瓷片。我们根据在现场找到的战国时期原始瓷片,以及此前该区域也曾出土过同期瓷器的线索,推断此处可能存在战国墓葬。尽管当时有观点认为该区域已被挖平,但我根据发现的仿青铜器造型的瓷制编钟推测,这应是后期祭祀遗留物,而非墓室本身。鉴于存在祭祀器和礼乐器,我判断此处应为一处大型墓葬。在时任负责人的支持下,我们于10月底正式展开了发掘工作。
发掘持续了一个多月,当发现木炭时,我们都十分兴奋,因为同期许多大型墓葬都会使用木炭来防潮。考虑到可能随时会有文物出土,我们随即改用竹签进行清理。
起初,我们出土了瓷器和陶器。后来,我在土层中偶然发现了反光,便小心翼翼地沿着杯壁一点点清理,最终发现了一个水晶杯。我们对其进行了妥善保护,甚至未取出杯内的泥土。
尽管墓中的棺椁已不复存在,但除水晶杯外,还出土了一些墓主人随身佩戴的玉器、玛瑙等小型随葬品。然而,战国水晶杯的出现最为令人惊叹。不久后,我将其带到北京,请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和宿白先生鉴定。两位先生仔细研究后,均表示“神奇”,并建议我们咨询地矿部门。
当时的浙江省地矿厅表示,目前在中国难以找到同等纯度的水晶,但无法断定古代是否存在。最终,我们结合权威专家的意见,通过对杯中泥土进行孢粉分析,以及对墓葬中的木炭和陶器进行C14、热释光等年代测定,确认了其为战国时期的器物。
中新社记者:战国水晶杯为何被许多人视为“穿越之物”,其“神秘”之处体现在哪里?
杜正贤: 在公众眼中,战国水晶杯的“神奇”之处在于其造型与现代人们使用的杯子惊人地相似,不像2000多年前的物品。甚至有人猜测它可能是盗墓贼遗留下来的“玻璃杯”,因为“它和现在喝啤酒的杯子没什么区别”。然而,实际触摸战国水晶杯,会发现其材质与现代啤酒杯截然不同。手工制作的杯壁更厚实,与现代工艺玻璃杯存在显著差异。
从专业角度来看,战国水晶杯存在三个“谜团”。首先是“材料来源之谜”——其采用的是高纯度水晶,即便在当下,国内外也很难找到同等纯度的水晶,因此其古代来源成谜。其次是“取芯工艺之谜”——水晶硬度极高,加工难度大,且杯子为斜壁,上宽下窄,究竟是采用类似玉器制作的管钻法,还是运用金刚砂研磨,抑或其他方法来完成取芯,至今未能确定。第三个谜是“抛光工艺之谜”——外壁的抛光相对容易,但由于杯子内壁窄小,普通人的手难以伸入,如何将内壁和底部打磨得光滑平整,也是一个未解之谜。
目前,全球范围内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型的器物,因此战国水晶杯是一件“孤品”,这三个“谜”也一直延续至今。
中新社记者:战国水晶杯的主人是谁?它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?
杜正贤: 该墓葬内未发现棺椁,但出土了包括战国水晶杯在内的34件精美随葬品,如玛瑙环、玉虎、原始瓷编钟等。学界目前更倾向于认为,墓主人可能是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后,楚国派驻杭州地区的最高长官。
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几点:首先,墓葬相关物品的年代测定与此时间大致吻合。其次,该墓葬的一些特点符合这一推测,例如墓道朝向山头,这在楚国墓葬中较为常见。再次,墓中的二层台和排水沟等设施,在战国时期的越国较为少见,但在楚文化区域却普遍存在。最后,墓葬出土的许多器物,如原始瓷器、编钟等,都明显带有仿楚国风格,例如琉璃器在越国非常罕见,但在楚国却相当普遍。
我认为,战国水晶杯在工艺设计和技术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。其造型与现代杯子大致相同,这在设计上堪称奇迹,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审美水平。在制造技艺方面,前述的取芯和抛光之“谜”便是例证。从一整块高纯度水晶中制作出战国水晶杯,体现了极高的手工技艺。
此外,对战国水晶杯的深入研究,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战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。水晶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应用,但多用于制作挂件。战国水晶杯没有雕刻花纹,应是用于饮水饮酒的实用器而非礼器。对其进一步研究,可以从水晶的应用角度,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特点。
中新社记者:战国水晶杯的“谜底”,何时以及如何才能揭开?
杜正贤: 从目前来看,战国水晶杯是独一无二的,全球尚未发现同时期同类的水晶制品。阿富汗曾出土一件体积更小的水晶杯,但因其体积小,制作难度相对较低,且制作年代晚了数百年。因此,战国水晶杯的“身世之谜”,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更多同类考古发现的出现,以便通过更多资料进行对比分析,从而获得更多线索。
从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,战国水晶杯也可能蕴含“惊喜”。目前在中国,尤其是在浙江地区,已难以找到如此高纯度的水晶原料,其当时是在中国生产还是从国外引进,尚不得而知。如果在材料源头方面能够发现更多古代水晶产地,我们就有望通过战国水晶杯了解更多当时的人口迁徙特征,以及中国区域文化交流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。
受访者简介:
杜正贤,中国著名考古学家,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,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系主任,曾任杭州博物馆馆长。他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五次入选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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