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｜任雪莉：“藏礼于器”“藏礼于饰”，东西方如何以“金”追“礼”？ - 狗子28娱乐

“藏礼于器”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和“藏礼于饰”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，尽管风格迥异，却共同反映了东西方古代先民相似的精神追求，它们是承载信仰、区分身份和记录生命仪式的物质载体。

为何东西方文明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和精神的象征？中国古代的精美青铜器与古希腊的黄金器物在具体用途、审美偏好和制度体现方面存在哪些差异？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比较，能为理解文明的传承与融合带来哪些启示？近日，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新社“东西问”栏目的专访。

记者：为什么东西方文明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？

任雪莉：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推出的“文明以止——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”和“金石学在陕西——追金”两个展览，分别以黄金和青铜为切入点，展示了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来构建信仰体系、规范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生礼仪。

这种现象并非偶然，其根源在于贵金属固有的稀有、耐久和光泽等物理特性，这些特性赋予了它们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。然而，更重要的是探究不同文明如何将这种物质属性转化为文化意义。

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，是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区域。境内出土的长篇铭文青铜重器数量位居全国前列，同时也是金石学的发源地。成语“一言九鼎”、“钟鸣鼎食”等都体现了商周时期“藏礼于器”的思想。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载体，是国家秩序和宗法伦理的具体体现。尽管青铜器后来逐渐淡出礼器地位，但其承载的礼制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典中得以延续。

在世界的另一端，古希腊及整个古代世界，黄金珠宝不仅是身体的装饰，也是正式场合的华丽点缀。它们满足了服饰的实用需求，并彰显佩戴者的社会地位、财富和权力。黄金珠宝也是女性重要的私有财产，并常作为嫁妆的一部分。在婚礼等重要人生仪礼中佩戴，具有趋吉避凶的寓意。黄金还被用于献祭，作为感恩的信物，或祈求神明保佑婚姻、子嗣、健康与安宁。黄金珠宝也会随逝者一同下葬，人们相信其永恒的属性能够保证灵魂的不朽。

因此，尽管东西方选择了不同的贵金属，但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，它们都将贵金属作为承载信仰、划分等级和见证仪式的核心媒介。贵金属由此成为文明秩序的“物化符号”，这一共识构成了两个展览得以对话的基础。

记者：华夏精美青铜器与希腊黄金在具体使用方式、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存在哪些不同？

任雪莉： 在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，东西方文明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，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。

在具体使用方式上，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和墓葬礼仪，注重器物组合和空间布局，通过器用制度来体现礼制规范。西周青铜器常铸有长篇铭文，用于“纪功伐”和“颂祖德”，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，使礼器同时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。希腊黄金则主要用于贴身佩戴，如花环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等首饰广泛应用于婚嫁、丧葬、献祭等人生仪礼，其使用方式更侧重于即时彰显个体身份。

在审美取向方面，西方偏爱黄金与玛瑙、青金石、珍珠等宝石的搭配，崇尚华丽璀璨、贴身装饰的美学风格，强调材质对比和视觉冲击。而中国自古以来则崇尚玉石，青铜器虽为精美金属，其美学追求却侧重于造型的庄重、纹饰的神秘和铭文的厚重，呈现出内敛而深沉的气质。这两种审美取向反映了东西方对“神圣”和“尊贵”的不同理解。

在制度表达上，希腊化时期，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才能佩戴，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、锡仿制品，其等级划分依据的是使用者的身份高低。中国青铜器同样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，例如列鼎制度，规定了天子、诸侯、大夫等不同等级所能使用的鼎的数量；祭祀的祭品也有等级区分，天子用“太牢”（猪、牛、羊全套），诸侯用“少牢”（猪、羊）。

最后是制度的演进。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，印度宝石工艺、埃及装饰纹样、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希腊化金器风格，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。中国的青铜器则发展出一条内生、连贯、代代相承的脉络，从商周的青铜重器，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与仿制，再到明清孔庙的祭祀铜器，礼乐精神一脉相传，从未中断。这种精神是中国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记者：两大展览均以“金”为媒介，将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叙事框架下，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？

任雪莉： “金石学在陕西——追金”和“文明以止——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”原本是两个主题不同、叙事各异的独立展览。我们将两者并置重组，并非简单的同期举办，而是在策展层面进行了一次再创造——让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厚重与希腊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，使得两个独立展览在并置中催生出超越单一展览的文明互鉴意义，从而重塑出一个以“追金”为名的更宏大的叙事格局。

这一策划超越了单纯的器物陈列，旨在构建一个兼具学术深度、人文温度和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。其深层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文明因交融而创新。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范例。亚历山大东征打破了地域壁垒，使得各地独特的工艺、宝石材质、神话符号得以渗透融合。在希腊化金器上，可以看到希腊神话题材、西亚的镶嵌工艺、埃及的装饰纹样并存。这充分证明，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，封闭则衰，开放则盛，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。

其次，文明因延续而绵长。华夏精美青铜器所承载的礼乐秩序，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、从制度到精神的层层转化。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金石学者传拓考证，仿古铜器延续了三代礼乐的核心精神，祭孔仪式复现了青铜礼器的传统——器物、文字、精神代代相传，构成了连贯而深厚的文明脉络。这种连续性使得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时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文化内核。

最后，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“各美其美”。以精美青铜器和黄金为媒介进行对话，并非为了评判优劣，而是在对照中同时展现文明的多样姿态和独特价值。当希腊黄金的璀璨光泽与华夏青铜器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时，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东西方先民深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，也能清晰地认识到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因延续而绵长，这或许就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。